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三十六章

对于许许多多各形各式的国家领导人而言，在特定的场合中，例如：外国使节来访时检阅仪仗队，或是国庆日的军队游行，显示“国力”时，明显是不能考虑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警示作用，否则如此示弱就有失大体。而且，“利器”也是可以玩味的，既然是有利--大吉大利的意义上而言--的器皿，自私地收藏起来孤芳自赏，会利于人民吗？当然，此利非彼利，不可以同一而言。

老子的思想成册于春秋战国期间，当时的国之利器或许根本不能用今天的情况来做比喻，何况老子三十六章再前溯：“柔弱胜刚强。”似乎老子是更加愿意示弱的。两千多年前的书写不能完全照搬到今天核武竞争纳米时代来解释，今天的爆炸性杀伤力比起当年的利器，要是还有人依样画葫芦，就未免太过单纯。不过，两千多年过去了，老子的思想继续流传，看来老子绝对不是个无人理会的老糊涂。反而，用今天的眼光看，并没有完全过时的感觉，“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辩证性，还是可以探讨的，老子的清静无为，随时代变迁、意义转换下，可以给与现代人什么启示呢？

把镜头转到日前国内第一大政党的常年大会上，会上唇枪舌剑、刀光剑影，“新意”成了围剿的议题只是要模糊视线，不是几天里会上的主题。主题却是了无新意的党性，保护民族利益，俨然一幅民族英雄的版画。尤其是年复一年的挥动短剑，难道不是刻板的英雄形象吗？那短剑无疑是个民族的象征物，可以和武打艺术（Seni Silat）相提并论，纯粹用艺术的眼光看固然可以，但是更多普罗大众还是要从平常百姓眼光庸俗地来看。因此，那把短剑是武器的象征，而不是艺术品的象征。

尊贵的领导人总喜欢用谆谆善导的口吻来告诫人民，不要怀疑由他们代表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诚意。但是一方面劝人民不要质疑，另一方面又做出种种叫人民不得不去怀疑的动作，是大家今天见惯的平常事。只不过习惯了愚民政策下的少思索少怀疑，即使是合理的怀疑也往往可以被诬告成妨碍国家安全，这种情况叫人不得不胆小些，以免惹上麻烦，继续作不会思索的顺民。

那把出现在会上，据说有神奇力量的短剑，在尊贵的教育部长--当然，他当时的身份是青年团团长--的解释含义下，总也脱离不了它本质上用以伤人的特性。每个人心底总不免会有战斗的基因，否则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现实下恐怕早就被淘汰了，但是，作为万物之灵，在表达思想时要炫耀武力的象征就不免有些侮辱和平。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的。

当今首相说要做个全民的领袖，但却不得不依附在一个非全民性的政党下操作，这也是矛盾的。若是如同当今教育部长的已故祖父那套以开放来促进团结，恐怕在目前的政治现实下同样要失败，这实在是国家的悲哀。

无论如何，在没有堂而皇之剔除种族主义色彩的魄力出现下，这种狭隘的思想在国内还要肆虐多久难以预测。愿意相信有这么一天，但是还要等多久呢？目前，短剑出现的问题都未能解决，路途遥远啊。

“兵者，不祥之器”，可敬的青年哪，还是小心翼翼，以免步入暴力的圈套而不自知。
(2006/11/26)

利益冲突下的世界

萨达姆被判死刑。吴淑珍被起诉。猪肉里的生肉剂。朝鲜的核子试验。查卡利亚的豪宅。益资收购了大部分的南洋报业股权。超过30%的占有率。敦马和伯拉的恩怨。

除了上列的消息，人们还关注什么新闻？

当然还有无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消息，譬如交易所某股项的价格起落，哪儿有便宜的货物。

很少有人想到在世界上某些角落有一些被遗忘的人们正在受苦受难，在战火中度日的人们。除了象征式地由联合国安全委员会派出一些所谓的维和部队去给与一些作用不太大的协助，残酷的战争仿佛是无法避免的一个人类或者说以至所有生物的必然生存条件。不是吗？否则为什么天下太平一直都只是如梦幻的超然境界？然而，生活在相对和平，也就是没有大型战争发生的地方，争执不断的人们，对于发生大屠杀的可能性往往等闲视之。不是危言耸听，战火的燃起，并非是自己不去想就不会发生的。和平主义者必须面对人们骨子里好战血液的性质。

看看战争发生的原因，总是和利益的占有息息相关，美其名是为了正义，却并非普遍意义上的正义，而是更加维护自己利益的畸形正义--也就是对自己看来天经地义，于他人却是绝不正义的意念。为何？站在他人立场来为大局着想是难得的理想，总得先照顾好自己才会有能力来照顾他人。然而，这种先照顾好自己的立场往往与照顾他人有很大的抵触，在先照顾自己利益的当儿侵蚀了他人的利益。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影响下，就很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用一种貌似科学真理的教条来置他人于不能存在而丝毫不觉愧疚。

再回头看看上面列举，目前人们关注的新闻，哪一项与利益无关？而深陷战争困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百姓，难道就与人们的利益无关吗？当然不是的，但是，那好像是既得的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使去关注也无法作到什么。不、不、不！不是什么都无法做到的，不去关注，不去想的逃避现实，固然能将它处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但是那是最最消极的做法。要改变，首先必须由自己开始做起。唯独每一个个人都努力，那么这些个人组成的整体才有望趋近理想。

要求他人为自己做事是很难的，除了强者得以运用他们过人的强力意志把他人的意志收编，更为直接的方法还是用利益来引诱他人为自己服务，但是在得以用利益前又得有运用的权力，而权力，却又回到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谁的权力？

姑且把民主制度作为最好解释的制度，又用效绩主义加以规定：幸福就是最多人的利益。还是把少数人的利益给牺牲了。利益的分配无疑是相当令人头疼的大问题，但是分配的权力应该掌控在谁的手里确是更根本的。要有一种不会牺牲任何一方的睿智，天下太平才会成为可能，小心翼翼地选择掌握权力的人吧，在你还有选择权利的当儿。

如果有一天不再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大家的利益来管理，而且自己也是大家的一份子－－但是，所谓的大家不单是某些群体而已，而是更加广义的包括全世界－－那么，理想的境界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这不理想的世界里，还是好好把握自己的处所，先做好自己吧！
(2006/11/12)

名符其实

名与实间的符合与否，常常是人们判断真假的标准。要是名字里所显示的内容，与事实配不了对，难免会令人有虚假一方面的联想。反之亦然。虚假往往为人们所厌恶，所以，能不能名符其实一直是颇受关注的。

趋利避害是生物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但是利害之间的权衡，又必须要从能不能确知分辨何为利、何为害，利到害之间的灰色地带有没有清澈的可能，这几方面着手。

所谓的名，在语法上，被分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从文字上分辨，以往有用在华文字下划线来显示的手段，然而，这种划分，近年来已经几乎被遗忘了，很少见到这种表示专有名词的方法被使用了。这一点，与使用上的不方便很有关系。而在马来文和英文的使用中，专有名词标示的方法，是把字首的字母用大写字母表示，这种方法，因为与句首字用大字母的方法重叠，仍然有其不足之处。

专有名词之所以被称为专有名词，着重的是其独特性。独特性，是专有名词为令人有容易辨认的标志之功用的依据所在。与普通名词的命名相比，明显的有大不同。普通名词以普遍性作为其根据，一看起来，就会有普遍比独特性概括得多的性质。

但是，普通名词的普遍性也罢，专有名词的独特性也罢，名之作为名，肯定是与实有关联的；实不一定是实物，也可以是事实。实才是名的根本，这一点应当没有异议，不过，却未必如此。

这里就从马来西亚之为专有名词，国家之为普通名词来论证一番。马来西亚成立于1963年9月16日，在此日期前的马来亚联合邦则成立于1957年8月31日，虽然说，马来西亚是国家，马来亚联合邦也是国家，但是，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很简单，马来亚联合邦作为国家是1963年9月16日以前的事实，1963年9月16日之后，马来亚联合邦已经正式走入历史，由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取而代之，并且在其中起了本质上的变化：沙巴和砂劳越以及新加坡加入了新命名为马来西亚的大家庭。

马来西亚在1965年8月9日又起了变化，新加坡在这个日子独立了。但是，马来西亚并未因此而更改国号，名字没变，但是实在却是起了变化。

于是，新加坡在8月9日庆祝国庆日或独立日都无不妥。但是，这种情形却不能照搬到马来西亚上，说8月31日既是国庆日也是独立日。这么说，明显与事实不符。8月31日既是马来亚联邦的国庆日也是独立日没错，但是，在马来西亚而言，事情就比较复杂了。8月31日充其量只能说是马来亚独立于英联邦的日子，绝对不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即使要称作马来西亚的独立日，也是十分不相衬，沙巴和砂劳越都不是在8月31日独立的，换言之，把8月31日定位为独立日，不把沙、砂算在马来西亚的版图里。

为什么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假期，而9月16日不是？9月16日不是马来西亚名正言顺的国庆日吗？为什么到街上访问国民国庆日是哪天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8月31日呢？这背后有一股民族英雄的精神在运作，要知道，国文中用来表示国庆日的字眼，其实是用民族的字眼为根据，唯独沙、砂的民族不算就是了。

国家作为普通名词的地位，在马来西亚国民中而言，还有很多该好好思考之处。
(2006/10/29)

数字的故事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 卫灵公>

林德宜博士说：“因为我无法认同米占的声明，也为了捍卫学术研究的独立与无党派的地位，我很遗憾地声明，我将在本月杪起辞去中心主任的职位。”

一个隶属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LI）的公共政策中心（CPPS）的一位董事辞职有什么大不了？无非是每天在职场中打转的芸芸众生其中之一而已，为何必须高姿态的向公众发文告阐述？这当然不是一般的职场上的调动。事情是在惊动了尊贵首相的一组数字下而引发的后遗症，这辞职的动作，有向公众显现不满的因素。要是林博士是上引的“邦无道”来陈述目前的国家状态，那么这就是对目前的政治状况莫大的讽刺。当然，如果给林博士缩小“邦”的范围，也至少是对前首相之子米占领导的研究院有莫大不满。

林博士是否儒林中人，很难在片面的报道下有全面的描绘，借用儒家的话来给他戴上帽子是不公平的。然而，就个人而言，上司为自己坚持没有错的数据作出公开的道歉，显然也是对整件事不公平的。所谓的“无道”，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解释做不公平的。

为什么对一组45%的数字引起上层人士围攻？这组数字很明显的是争执的根源。须知首相署经济策划组（EPU）冠上的官方的名堂，18.9%才是政治正确的数字。中间的差距为何这么大？数字不是会说真话的绝对客观的表述吗？其实，说到底，数字也无非是服务人群的，置放在权力架构下的数字，透不过重重的“机密”，所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幕幛重重下，所谓的数字，很多时就有如以往有人动辄以百分之九十九来讲述他心目中的大多数一样，根本不能作准。无论这组数字实际上应该是多少，它服务的目的仍然是以种族架构为分配资源的原则，亦即仍然活在大家心中有数的新经济政策里的30%。这种以种族作为贫富分野的方法的不合理之处，和大马的种族架构下的政治联盟颇可谓之难兄难弟，虽然有点荒谬，但是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不觉有何不妥了。

把国家这么宏伟的第九计划下的数字这么样来耍弄固然不会为当权者所容；同样的，不断流失在不知何方的国家资源也不会为人民所容。但是可怜的人民，他们曾几何时有过知的权利呢？既然不知道，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容不容流失了。国家这个机构有把一切不利的因素封锁，都归之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机密的权力，这么一来就可以剥夺知的权利而把国家机构黑箱操作了。除非当权者有良心公开其实应该透明的帐目，否则，大家也就是在半信半疑下过日子了。

就如标志空气素质的数字，那也并非什么绝对值。在目前的乌烟瘴气之下，什么时候才会吹来一阵清风，把一切的烟霾驱散，还大家一片洁净的晴天。作为无力感甚重的人民，除了继续忍受之外，仍然是继续忍受。当权者们当心，人民的忍耐度是有极限的，万一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很难想象那会是如何的一番光景。除了祈望清风，大家是否也应该追问，为什么必须活在乌烟瘴气之下？为何能够忍受热点继续燃烧？
(2006/10/15)

大多数人的沉默

迩来到处充斥着纷乱的话语，似乎末世将提早到来。在这种氛围下，讨论诸如道德规范的课题，仿佛不切实际。然而，道德规范作为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又岂能忽视？为此，回应９月２４日本版有关《另一面的真相》的一些观点还是有必要的。

文中指出‘刘君对教会人士是“多数人的暴力”的看法’明明是观点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当然，含糊其词地没有把有关教会明确提出是顾及了对号入座的误区，然而，看来仍然逃不了如此命运。这应该是一些文中不曾提及的背景有关，即：该旅美青年作家正在研读神学博士学位，一心要成为基督教神职人员。

既然被普遍认为是邪恶的纳粹党卫队如已指出的不是大家关心的对象，谈论似乎比较切身的“本国”基督教会就免不了是行文的方向了。这里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是“本国”的才会“不得已”地关注及剖白？这“本国”当然不会是指天国，那么，普世的宗教为何要有地域的区别来加以关注？显然，莫干涉他国内政是各国政治外交惯例。

诚然，近年来众基督教会闹出了一些关于能不能接受神职人员是同性恋者的分歧，以至同性恋的话题特别引起基督徒的关注，这并不难理解。“本国”的一众教会基于国情，显得是必须反对同性恋的合理性。要是翻开《新约》，想找出耶稣基督曾说出任何反对同性恋的确凿话语，相信任何熟读《圣经》的人都办不到。就“教会圈子对同性恋是否合乎真理”这命题来看，除了全知全能的神，有谁掌握了真理？既然被喻为神的耶稣基督没有在这话题上作出明确规定，为什么可以说同性恋不合乎真理？

至于“同性恋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就要看看是谁的道德了。因为道德规范毕竟是一种人为的规则，与真理毕竟有一大段距离。要知道，赞成同性恋的基督教会随时可以提出他们的根据，说出“神爱世人”的话语－－除非有谁把同性恋者作为非世人。

所谓的误读、扭曲《圣经》，假定了只有一种正确的说法，也就是被泛称原教旨主义者所坚持的原则，任何偏离与他们所认为是绝对的一种说法，那就是错误的。那样的话，人们不能翻译《圣经》，因为任何的翻译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诠释，而任何诠释基于以上的原则，只能是误读、扭曲。然而，基督教会毕竟有翻译的经典，而且诠释学之所以在神学中佔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是要解决所谓的误读的问题。

其实，表明身份和正确与否不能划上等号，那反正是相当个人的事情。教会是神圣的组织，说此等仿佛亵渎的话语像是会玷污什么似的，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最安全的做法是躲在大多数的背后，沉默地避而不谈则万事大吉。不过，有勇气为人们所不敢为毕竟是一种勇敢的行为，那比永远当“沉默的大多数”至少要表现得强些。

简明的答复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不公正的，妄想寥寥数语就解决困惑人们千古的人生大问题，要不就是天真，不然就是自大。对于仍未做好准备的读者，是严重的误导。当然不能随便就下什么定论，就此作为对“简明答复”的回应，多有得罪人处，还请多多包涵。
(2006/10/08)
注：是文为回应文章，只在晚报出现过。

母语教育

母语最简易的诠释按照字面和望文生义，直接地指向母亲的语言。这种诠释固然有合理之处，但是有狭隘的缺陷。因此，如果直接把淡米尔语作为印裔子弟母亲的语言，万一其母亲其实是口操马拉雅拉姆(Malayalam)语的，就产生矛盾了。

不难理解，这样的矛盾必须用母语的延伸意义来加以容纳，否则，国中所号称的母语班就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了。于是，母语就必须是一个更有概括性的概念，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依照族群的分野来定位。要不然各自以方言来定义母语，岂不是方寸大乱？

以族群作为一个抽象群体，同时又有一个群体所承认的“母亲”，并且用一种族人都能承认是母语的语言来定义，就可以糅和上文说的矛盾了。

但是，这样来定义母语仍然有不足之处。比如，是一个被领养的孤儿，其母语是算在“生母”上呢，还是“养母”？肤色白晰的高加索人被肤色较深的长屋里的伊班人收养，从小就接受伊班语的熏陶，对高加索语一窍不通，可以说这个不承认高加索语才是其与生俱来的母语的高加索人数典忘祖吗？更极端的例子是狼孩，这甚至已经丧失了讲人话能力的“狼人”，可以把他用来认识世界的狼语作为母语吗？

说“生娘不及养娘大”应该是相当多人所接受的。因此，被领养的人把其自小学习的语言作为母语，应该不会为人们所反对。

但是，又一个活生的例子，马来半岛上的夿夿娘惹的母语，是其父母自身所熟悉的马来语，还是追溯到他们数百年前的祖先口操的语言？

又或者这么说，打算在中学母语班学习华文的马来人，是否应按其“非母语”关系而加以制止？当然，关心华文在国民中学的生存问题会问及，说要找到足够的华人意愿已经很困难了，何况要奢望马来人能帮上一把。但是，记住，一种语言不是只属于一个民族。

更关键的问题是用哪一种语言学习如何成长，如果在孩子们无法选择的情况下，自诩为有权力的成人必须承担责任，给予孩子们一种良好的成长空间。否则，在小学起被强制用一种根本未曾使用的外语来学习，孩子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窘境？这一问，就是有关似乎已经被确定下来的，用英语学教数理课目的难题。

有官员以为以英语从小学数理是提高掌握英语能力的好办法，撇开师资等有待解决的问题，英语学习数理对于理解数理科目有什么帮助？会不会因为适应能力不足下，只学到了一些英文单词，但是无法用以连贯推理？

感情因素的至关重要被很多只顾理性思维发展的科学迷所忽略。人是有感情的，而且感情用事是人的基本生存强大的支撑，一旦企图完全与感情脱钩，会有失去人之有灵气的精华部分。所以，基于感情而培养出来的学习方式，往往影响很大。

自然的学习是循序渐进的最佳方法，任何用外力强加于人的做法不多不少都会引起反感。但是，为了政权地位而赞颂所有已经自己决定执行的方案而妄顾反感这一事实，并以种种名目加以掩饰存在的问题，无疑是目光豆大的短视。

学习母语与否不在于强迫，至于孩子们有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未来而会选择学习的媒介，这一点不仅是教育工作者所要思考的，也是教育政策制定人必须超越政治权力地去谨慎执行的。
(2006/9/17)

纳粹余党和同性恋者

最近，在不同的文坛上，两名迥然不同的作家不约而同地以报章为平台为自己的身份做出宣布。

他们都为自传体裁的新书内容给普罗大众来一个简明介绍。一本是已经在大马面市的《现在是以後了吗？》；一本是德文的《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前者为旅美大马青年作家欧阳文风剖白自己同性恋历程的书写；后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年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回顾大半生的著作。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触动了敏感的道德观问题，以至有教会人士及评论员给以负面的评价。同性恋者在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很难获得认同的角色，而承认曾经身为纳粹党卫队（Nazi Waffen SS）则更是作者在６０余年才鼓得起勇气做的事。

从国际视野看，他们的知名度当然不成比例，但是作家承认是同性恋者的新闻在大马引起的议论似乎要更加多些，可以说发生在生活周遭的小事比远在天边的大事更加容易触动观感，这一点，在号称资讯爆炸的时代不能说没有给以人们任何启示。

说真话反而不能为世人所理解是刻意隐瞒事实者不难领会的，一般大众对于“真相”其实许多时候都是抱反感态度的，一般来说，真相往往与日常平均数有很大的落差，很难叫人接受。以上二例皆可作证。

这些看似吹皱一池春水的事值得大书特书乎？当然，这些属于少数人的事例是“多数人的暴力”下难以浮出水面的。总是害怕真相会吓坏人，所以宁愿隐瞒，编制白色谎言来满足大众的媚俗心理。

从泛道德价值判断的眼光看，几乎会有人以十恶不赦的大罪来给上述事例判刑，但是，请在怪罪他人之前扪心自问，到底谁才有洁净的权力向妓女投掷道德的石头？

无意为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或酷儿神学作任何辩解，这些都是活生生铁一般的事实，虽然逼着大家都去承认是有点残酷，但面对真相的残酷难道不是生活中必须的重要部分吗？事事不敢面对阴暗面，难免会永远不敢走在黑夜中。怕黑不但是孩童要克服的障碍，对很多有此顽疾的成人也一样。

身份认同为何成为课题？“我是谁”这个问题或许有人会认为是一桩小事，然而，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身份？是周遭环境的天然状态所决定抑或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下做出的决定而选择出来？试想想，生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和选择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如果依照自己的真理来选择就是真正的自由，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也是自由的。选择身份虽说还有不能为之的难处，譬如不能选择成为皇亲国戚。但是，与生俱来的身份是否必定是必须认同，并在无法改变的框架下大加赞颂，而躲在一个大众的身份后面呢？可以说“大路派”的身份认同其实是大家打造出来的假象，而且很多人愿意生活在这种假象中。

且不说是否只是少不更事下做出的错误选择，选择是自由的前提，选择了错误的也是人生要成长的必经阶段。改变命运，无论如何，总要比屈服在无法改变的自怨自艾或自高自大中来得叫人振奋些。不知尊驾意下如何？

(2006/9/2)